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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安全感昆明第一,石家庄最末?新发布的调查说了什么


时间:2020-09-14 08:57:49  来源:  作者:

2018年7—8月,中国矿业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智库继续开展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活动。此次调查以“城市公共安全感”为主题,组织了18队调查小组(18位教师和150余名本科生)分赴全国31个省会城市进行大规模“入户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回收9 619份问卷中,有效样本9 527个,问卷有效率为99.04%。

本次全国问卷调查基于城市居民感知的视角,对城市居民生态安全感进行测量,从题项上涵盖安全感受、安全认知和行为三个维度。

主要包括:

(1)城市居民对生态安全的感受,如人们对城市生态安全中的空气污染、饮用水源状况、生活垃圾处理、噪声污染等方面的担心和忧虑程度。

(2)城市居民对生态安全的认知及行为,如通过居民在雾霾或空气质量差的情况下所做的措施,以及对生态安全的认知程度的测试,反映城市居民对生态污染和环境治理的行为倾向与认知程度。

此次全国城市调查问卷对城市生态安全感的测度题项包括:

(1)您担心本市的空气污染会损害您的身体健康吗?

(2)您担心本市的饮用水源被污染吗?

(3)您担心生活垃圾最终得不到妥善处理吗?

(4)您担心本市的噪声污染吗?这些问题分别反映了城市居民对生态安全不同方面(空气污染、饮用水源污染、生活垃圾状况和噪声污染)的担忧程度。运用SPSS21.0软件对4个分项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所示,可以对城市居民在生态安全各分项指标上的担忧程度进行分析和比较,各指标均值的大小直接反映全国城市居民在此生态安全分项上的担忧程度,数值越高,表示城市居民在此生态安全分项上的担忧程度越低,即城市居民在此分项上的安全感越高;数值越低,城市居民在此生态安全分项上的担心程度越高,即城市居民在此分项上的安全感越低。生态安全感四个题项的均值都位于5~6之间,表示城市居民对生态安全感四个分项的感知和具体评价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提升。而在这四个分项中,居民对饮用水源污染的担心程度最高,对噪声污染的担心程度最低,对空气污染和生活垃圾状况的担心程度基本一致,介于饮用水源污染与噪声污染之间。

 

生态安全感指数及排行

如表1所示,对2018年全国31个省会城市的生态安全感指数按高低进行排名,排名第1到第31的城市分别是:昆明、拉萨、贵阳、福州、西宁、南昌、济南、乌鲁木齐、杭州、南京、银川、合肥、海口、上海、长沙、天津、沈阳、兰州、重庆、成都、武汉、长春、西安、太原、广州、哈尔滨、北京、呼和浩特、郑州、南宁、石家庄。城市生态安全感指数越高,表明该城市居民的生态安全感越高。2018年,昆明、拉萨和贵阳3个城市居民的生态安全感位居全国前3名。

基于2018年全国城市调查数据,了解和分析我国城市居民生态安全感的基本状况,探讨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和文化程度等因素与城市居民生态安全感之间的关系。对我国城市居民生态安全感的现状与问题进行梳理和剖析,发现城市居民生态安全感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城市居民的生态安全感主客观存在部分偏离,城市生态安全公共服务欠缺,城市生态安全行为动力不足等问题。

 

(一)加强城市生态安全的整体性、均衡性治理

从宏观视角进行城市生态安全的规划、部署与治理,提升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水平。在生态治理上,必须从整体上兼顾经济、生产生活、文化等社会环境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以系统的思维来建构城市生态安全的综合治理体系。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领域,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让绿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固有底色。

从区域协同的角度来看,要加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和协调机制的建设,促进区域生态安全治理水平的均衡提升。基于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特征及其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建立健全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协调机制,推进各城市在生态治理理念、措施、方案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充分发掘利用区域内城市在资源、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优势,在区域内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防治的措施,实现区域内部各类要素配置优化,促进区域生态治理内部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凝聚生态治理智慧、形成生态治理合力,共同推动城市生态安全治理水平的均衡性提升。

(二)缩小主观生态安全感与客观生态安全的偏离程度

一方面,政府要努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状况,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筑牢城市生态安全屏障,全力保障城市生态安全。从顶层设计上,政府应当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促进城市生态治理的制度化、常态化和规范化建设,“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要提升城市生态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增强生态治理的实效,推动生态政策的细致有效落实;要构建科学、合理、可行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考核体系,健全生态领域的责任追究机制。

另一方面,政府要关注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生态需求,积极回应和满足人民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领域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要引导居民形成正确合理的风险意识和生态安全认知;针对不同城市突出显著的生态问题,要在全面统筹推进城市生态建设的同时,着力解决城市突出生态问题;要搭建生态治理信息平台,促进城市生态治理和生态环境等权威有效信息的及时公开,增进居民对生态环境信息的了解。

(三)优化生态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政府要立足于公共服务,切实履行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的职责,整合各种生态环境信息和资源,为社会公众提供和安排优质充足的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首先,要积极探索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合作供给生态公共产品的模式,形成国家宏观把控、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的生态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其次,要了解公众在生态环境上的价值表达,积极回应公众关于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真实诉求和期望,切实提升生态公共服务供给和公众生态环境需求之间的耦合度。最后,依托大数据及现代化媒介平台与工具,进行生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性供给和及时性供给。

(四)提升居民的生态安全素养,培育居民的生态安全行为

在公民对外部环境的行为方面,要建立健全生态安全维护体系。从宏观上来讲,就是要建立包括生态安全监测与预警、决策与技术支持、预警和维护一体化的,具有应变能力的“生态安全维护体系”,使生态安全维护形成定性与定量目标明确,具有充分技术、人力和物力保障,以养护和保育为主、兼有处理突发事件能力的体系。从微观上来讲,在这一体系中,公民要自觉承担对自然、对社会的生态责任,以实际行动来维护生态环境,主动参与到自然生态环境维护和治理中来。此外,要健全生态安全的立法、执法、监督机制,完善环保立法机制,规定环保主体各方的环保责任和义务;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对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行为决不手软;健全环保监督机制,把法律监督、行政监督、专家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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